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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录》是一部学术着作，收录自上古至五代的钟鼎彝器铭文款识与碑铭墓志等金石文字，并加考订，编排成帙。为这样的着作写序，按例多就书而论书，谈论与之有关的一些学术问题，因而充其量只是该书的附属或补充而已。但这篇《〈金石录〉后序》却与一般的序跋不同，它非但在写作的内容与角度上打破常规，而且另还具有它自身独立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如果说，《金石录》的主要作者赵明诚因该书而获得了“考据精慎，远出（欧阳修）《集古录》之上”（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的崇高学术评价的话，那么我们也可据《后序》而评价它的作者李清照：她所记载的南渡初年戎马倥偬、动荡离乱的真实情况，其史料价值并不下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书，某些地方还可补史书之不足；而她自述的家庭之盛衰变化，身世之坎坷飘零，其凄恻动人的艺术感染力也堪与当年蔡琰的《悲愤诗》相比。本文重在文学欣赏，故把注意力集中在其文学价值的研析上。
人多知道，李清照是一位卓越的女词人。她南渡以后的词作，多以女性细腻的笔触，哀婉地倾诉其国破家亡之后的今昔对比之情和忧患身世之感。如其《南歌子》词曰：“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又如其《孤雁儿》词曰：“小风疏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再如其《转调满庭芳》词写到当年曾与丈夫一起“生香熏袖，活火分茶”，而“如今也，不成怀抱，得似旧时那”？从这些词中，隐约可知她从前曾与赵明诚有过一段十分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可南渡之后，丈夫病殁，人去楼空，只剩下一腔对于“旧时”的眷念犹时时涌塞在胸间。不过，由于词是抒情文体，以描摹心态为主，所以还不能从中真切地重睹当年她与丈夫的那番生活经历，也无法直接得见李清照本人在国破家亡后的悲惨景况；而现在，这篇《后序》却补足了此种缺憾，它以十分细腻的文笔重现了这两段使人难以忘怀的旧日情景。
序文头两句就从书而及人：“右《金石录》三十卷者何？赵侯德父所着书也。”在跳过对《金石录》一书的交代和所联发的感慨之后（对此，后文还要简单补叙），读者眼前很快就像“过电影”一样展现了赵、李家庭生活及其变故的一幕幕情状：
李清照嫁赵明诚时，赵二十一岁，李一十八岁。那时两人还是一对缺乏独立经济来源的新婚夫妇，可他们志趣不俗，爱好相投，每逢假日，不惜典当了自己的衣服换钱，去大相国寺购旧书碑文，同时买些果品，回家后“相对展玩咀嚼”，自以为像太古葛天氏时代的人那样愉快。读了这一节描述，与其说是感到了他们经济生活方面的缺匮，毋宁说是感到了他们精神生活方面的充实和满足，其原因即在于他们同甘共苦、志同道合。而读到赵明诚出仕以后，两人经常节衣缩食（甚至“脱衣市易”）、罄其所蓄地去购买古书文物的描绘，特别当因《牡丹图》无力求得而“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那一节文字时，不禁要感叹这一对“书呆子夫妇”的爱书画如“痴”了！
事情随之发生了某些变化：赵明诚在出仕四年之后，由于父丧而去官（这与蔡京一伙的攻讦也有关系），遂与李清照回到青州（今山东青州市）乡间屏居，前后达十年之久。这对于一般的士大夫文人而言，自然是件不幸乃至痛苦的事；可是对于赵、李夫妇来说，却似乎反为他俩提供了一个“得其所哉”的机遇。于是他们就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来尽心整理和欣赏自己搜集的文物和古籍。读着这样的句子：“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谁能不为这对夫妇在这种辛劳和高雅的学术劳动中寻觅到无限乐趣而感到由衷的钦佩和倾心的欣羡？当然，由于这一段岁月相当漫长，且在局外人看来也许显得平淡无奇，因而如叫旁人记述，或可略作交代即几笔带过；然而在当事人之一的李清照看来——尤其是在亡夫赵明诚墓木已拱之后重睹其手泽如新的遗迹时，这一段夫妇灯下共同校书赏画的生活，却成了她一生中最值得追忆和回味的“黄金年代”！因此，她在此时抛弃了一般序文那种比较拘谨的文笔，而用她那活泼而细腻的女性笔触描绘了一幕夫妇赌茶的闺中行乐“小戏”：“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当然，输者通常是记性不及李清照的赵明诚，故而连赢多次的妻子“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这样的描写，多么真切，多么生动，多么富有家庭气氛和人情味！相比之下，即连韩、柳、欧、苏那些着名的古文名篇，其叙事记人的传神程度，都要在这位并不以散文驰名的女作家面前，逊色三分了。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然而，就在赵、李夫妇甘心终老于这种与世无争的学术生涯之中时，“胡兵忽自天上来”（李诗《浯州中兴颂》），金兵攻破东京的恶耗犹如晴天霹雳一般，惊断了他俩白头偕老的美梦。从此，风云变色，惊涛迭起，这个恩爱家庭的命运也就像骇浪中的一只小舟那样，屡遭撞击，终于无法抵御，先是随波颠沛，最后被迫解体。从“靖康丙午岁”开始，作者便用史家纪年甚至是纪月纪日的沉重笔调，为我们勾画了这只“小舟”逐渐走向沉没的一幕幕揪人肝肠的镜头。其间大约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先从靖康元年（1126）赵明诚出守淄川到次年十二月金人攻陷青州，他俩预感前途不妙，把家乡的书画文物忍痛割爱，反复淘选，载了十五车运往建康。而留在故宅的十馀屋书册什物果然被乱兵付之一炬，尽化灰烬。
次从建炎二年（1128）至次年八月十八日，赵明诚复知建康府，旋即罢官，后又奉旨赶赴建康见高宗，终于病死建康，这一时期更给李清照带来了家破人亡的巨大打击。请读她对丈夫临别时的描写：“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这犹是何等地神采奕奕！可是事隔二月，当李“一日夜行三百里”地赶到病榻前时，赵已病危在膏肓，终于“取笔作诗，绝笔而终”。而在似乎有预感将会发生某种不幸的夫妇岸边诀别时，两人的对话中，念念不忘的竟仍是那从家乡带出的十五车文物图书：“余意甚恶，呼曰：‘如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去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常言说：“患难见真情。”在这戎马倥偬、形势危急之秋，这对夫妇心之所系，不是家财辎重，甚至也不是生命安全（观其“抱宗器而与身俱存亡”可知），而是二人共同用心血积聚起来的祖国文化瑰宝，这种两心相通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是多么令人感动！
再从葬毕丈夫直到书写《后序》的三年间，李清照孤身一人携带着二万卷书、二千卷金石碑刻及其他文物，到处飘零；而在途中，因遇乱兵及盗贼，这些宝藏最后十去其七八，只剩下寥寥可数的几种。这对她来说，又是夫亡之后的又一大精神打击。她先欲奔洪州投亲不果，改赴台州、黄岩，再雇舟入海，由海道赴温州、越州、衢州，遂后又赴越州、杭州。这一条路线，基本是追随着宋高宗避难南逃的踪迹行走的。那逐年逐月的记载，很可补史传之不足，从中也可见出这位贵族妇女在国家多难之际所遭受的颠沛流离之苦和她对于朝廷的一片忠诚。行文至此，作者就用这样的语句结束了对于往事的回忆，并把读者带回到她写序时的现实环境中来：“今日忽阅此书，如见故人。……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此时读者似见赵明诚坟头的松柏摇曳于晚风夕阳之中，又见一位老境渐迫的憔悴妇人正在独对青灯，翻阅遗卷，真令人欷歔叹息，悲不自胜！
总之，正如李清照自己所说：“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
这篇《后序》的最大成功在于：环绕着书籍文物的聚散得失（先聚后散，先得后失）这一中心线索，实际写出了一个小家庭由盛变衰、由美满至破碎的经历，并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上显示了两宋之交国家和民族所遭受的巨大灾难。而在字里行间，又处处充溢着由社稷变置的政治感慨，华屋山丘的身世感慨所共同交织成的忧患意识。这样，它就具有了“小中见大”（由家庭而见国家）、“因物见人”（由书籍的得失聚散而见人世的悲欢离合）的生活广度和思想深度，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认识意义。以上是就其思想性来说的。而就其文学性来说，则第一，由于文章是在睹物怀人、痛定思痛的精神状态下写就的，所以感情极其诚挚和沉痛，极易拨动读者的心弦；第二，三十四年间的往事甚多，而作者只选择经过时间淘选仍不能忘怀的若干情节来写，写到酣畅处还不惜用细笔来勾勒人物形象，摹写声音笑貌，使读者如同置身其间，亲历其境，这更容易使人获得真切的感受和产生强烈的感染；第三，除了依靠“以情动人”和“以形象感人”这两个特点之外，语言的朴素自然和笔触的委婉细腻，也是本文收到良好艺术效果的妙处之一。我们注意到，本文的语言相当疏秀淡雅，绝少一般古文那种“头巾气”，而任凭胸中的一腔真情勃涌流淌，真可谓达到了文由情生、情由文见的“自然而工”的境地。而随着文情的跌宕起伏，或叙事，或议论，或状物，或抒情；或凝重，或轻快，或严肃，或平缓；其手法和笔调矫健多变，但又在总体上呈现出委婉细腻、娓娓道来的统一格调。朱熹论欧阳修文时曾说：“虽文淡，却美丽，有好处，有不可及处。”此语如移用来评这篇《后序》，倒是十分恰切的。
当然以上所论乃是我们所特别看重于李文的地方，故不惮抉出详作评析。就李文本身而言，除开这些以外，也还另有其他内容。主要是：第一，对于《金石录》一书的高度评价和褒扬（“是正讹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一节）。第二，她本人对于“藏书癖”的看法，认为这也是人生之一“惑”；且“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今日书散人亡，亦何足道哉！这些，又都可看作是她自嘲和自慰的“反语”，更足增添本文的忧患气氛和伤感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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