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江城的孙家镇还有一家私营公司——吉川煤炭经营公司。这家公司投资了西煤矿区的西山坡焦化厂。最近，我将西山坡煤矿和小塘煤矿的股份都转到了吉川煤炭经营公司名下。
我在小塘煤矿和西山坡煤矿的所有职务都已卸任，只保留了股份。如今，我唯一的身份是吉川煤炭经营公司的总经理，因此我仍然是这两家煤矿的最高决策人。
1984年的冬天，雪很大，天气很冷，但冷得温和。过去三年，我的生活中少了一些琐碎的烦恼，事业发展得颇为顺利。虽然谈不上挣了多少钱，但也算是家大业大。卸任矿区职务后，我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春城，毕竟那里有我和王琳的家。
波澜壮阔的1984年即将过去。我和王琳在一起已经四年多，她明年就二十八岁了。虽然她嘴上不说，但我能感受到她对年龄的焦虑。因此，我决定在年终岁尾与她领结婚证。
当王琳听说我要回渭塘矿区领证时，脸上的喜悦是发自内心的。她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点头，眼中闪烁着泪光。我知道，她一旦开口，眼泪就会不争气地流下来。
王琳是个坚强的女人，过去的经历让她总觉得对我有所亏欠，因此她从未主动提过结婚的事。记得在川省老家时，母亲曾问过我们什么时候结婚。那时我还年轻，回答得敷衍了事，而王琳坐在我身边，始终沉默不语。我并非没心没肺的人，王琳的心思我也能猜到一些。
那几年，我在拼事业，她在完成学业。我也想等自己更成熟一些再与她结婚，因为我早已认定，她是我一生相伴的人。
我和王琳回到渭塘矿区，第二天便去孙家镇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我们手里各拿着一个大红本，开心得像两个孩子。此刻，我们已是合法夫妻。在镇上，我们吃了一顿饭，买了些糖块，然后开车回到小塘矿区。
文革他们看到喜糖，知道我们偷偷领了证，便嚷嚷着要我们大办一场婚礼。我答应他们，婚礼到时一定会办。
我和王琳商量过结婚的事，也给父母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们准备结婚，婚礼想在东北举办，希望家里人能过来。父母听说我要结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哥哥和嫂子也表示要来，还说要给姐姐打电话，让她也来东北参加我的婚礼。婚礼定在今年的最后一天，因为这一天好记，每年的最后一天都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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